（新加坡讯）新柔长堤今年6月28日庆祝启用100周年。长堤是连接新马两地人民重要的桥梁，承载着许多人的生计和梦想，多少马国莘莘学子日日起早摸黑越堤上学，打工族不辞劳苦来回奔波，还有不少新加坡人即使塞车也要到对岸度假。对于越堤艺人姚彣隆、阳光可乐、罗美仪、张哲通和萧歆霓来说，这道桥不只是回家的路，更让他们通往梦想和全新的世界。
姚彣隆：长堤如衔接两地的脐带
长堤对姚彣隆来说，是很重要的一道桥，“它不只关乎我的工作和生活，也是新马之间感情的联系。我在新加坡有很多朋友和同事，他们偶尔也到新山找我。新加坡给了我们机会拥有目前的生活，所以这道桥是不可或缺的，如果没有它，就好像胎儿被剪断了脐带的感觉。”
来自新山的姚彣隆1992年开始在新加坡工作后频繁使用长堤，一开始是搭巴士到工厂，后来改骑电单车，“那时候早上5点多就要出门，所以长堤给我感觉就是一直在起早摸黑。”
后来他参加“才华横溢出新秀”比赛踏入演艺圈，依然难逃摸黑出门的命运，“因为拍戏时间不固定，越堤的时间有时候早有时候迟，如果是八九点的通告，我还是四五点就出门了。我通常都会早两个小时到公司，如果早上7点化装，我凌晨3点半就出发，5点报到。”
越堤经验丰富的姚彣隆，发现星期四至六傍晚5点到晚上8点塞车情况较严重，星期日从新山到新加坡是最塞的，“可以从中午12点就塞到晚上，我试过星期天晚上的工作，早上10点多就出发去新加坡。一旦塞车全组人就得等我，我不想这样。”
他在新加坡时也试过在外面“溜达”，想等过了高峰时段才去关卡，“我试过去商场吃饭，或者找朋友喝茶，可是那也得花几个小时，那段时间足以让我塞到家了。而且我其实蛮享受塞车时一个人在车上的感觉。”
姚彣隆塞过最久的一次，是在农历新年期间受困在车阵里四个多小时，“那对我来说已经极限了，有点受不了但也没办法，只能调整情绪。这是自己的选择，要在新加坡工作就必须接受这样的情况，所以我从来不会以塞车为理由，跟老板要求迟到早退。”
让他难忘的，还有疫情期间被困在新加坡两个月，后来特别申请回马来西亚获批准后，他第一次走路过长堤，“那时候关卡空荡荡的，很凄凉。大家担心中标，都很紧张很怕接触人。”直到2022年4月1日正式解封，又是另一番景象，他说：“那时候大家都很兴奋，整千人一起在长堤上兴奋地呐喊，冲着越堤的场面，真的很激昂！”
阳光可乐：那是回家的路
阳光可乐以前经常越堤来新加坡唱歌台打拼工作，加入新传媒后便长期住在新加坡，她感性地说：“现在的长堤对我而言就是回家的路。”
阳光可乐在新加坡出生，大概三四岁时全家搬回马来西亚，在新山长大的她经常来往长堤，“我差不多14岁时就来新加坡唱歌台了，有表演的时候就每天来回。歌台一般是从晚上7点到10点，所以大概四五点，我就和爸爸或妈妈越堤，唱完歌再回去。”
因为长堤经常塞车，可乐对它是又爱又恨。今年的耶稣受难日公定假期，是她塞过最久的一次，“我因为新家入伙必须回新山，结果足足塞了六个小时。我塞在车龙中，旁边刚好有油站，我下车去上厕所，回来时车龙完全没有动。我的车竟然一个小时一动也不动，可以想象有多严重！”塞到第四个小时，她开始担心车子没油，但已经进退两难，“哇！当时的心情很复杂，压力大又暴躁，天气热然后肚子又饿！”
谈到对长堤的印象，她想到的竟是不时看到的交通意外，尤其当有电单车出事时，她会因为想到爸爸的辛苦而特别难过。她说：“爸爸以前骑着电单车来回新马工作。有时候下雨天看到骑士们紧张地穿雨衣，一些人干脆淋雨回家，我会很心酸心痛，因为自己的家人也曾是这样。”
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长堤，可乐认为是“想念”二字，“我想念自己在不同年龄与长堤的回忆。尤其是妈妈带我跑歌台的日子，那时我们长时间地相处，并肩作战一起共患难，非常难忘。”
罗美仪：难忘徒步过长堤
罗美仪约10岁时来新加坡学唱歌，老师后来安排她到歌台表演吸取舞台经验，并向她父母建议让她来新加坡念书，“我在新加坡念了两年小学（马西岭小学），之后升上中学（立德中学）。一开始是住在亲戚家，上中学之后就开始往返两地。虽然长堤会塞车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来回很好玩！”
那时候她早上7点要到学校，凌晨4点就起床准备搭校车，到关卡差不多是6点，但不时因为塞车而迟到，“放学回家也遇到下班高峰时段，同样会塞车，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，隔天又要4点起床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。”
让罗美仪最难忘的是，有一次因为塞车快迟到，长堤上几乎所有校车的学生都下车，从新山关卡走到新加坡。她回忆道：“我们背着书包越过长堤，沿着狭窄的人行道走了近20分钟，加上其他要到新加坡工作的人，浩浩荡荡挺壮观的，但也好危险！因为车子很多，我们走在马路边一直吸入车子排放的废气，到学校时全身都是汽油味，哈哈哈！”
虽然辛苦，但小时候的罗美仪一心想来新加坡念书，所以觉得这就是她须付出的代价，“不过再长大一点，课业越来越繁重，每天这样奔波真的很累，不够时间做功课，睡眠也不足。”
张哲通：通向全新世界的桥梁
张哲通从小学一年级到初级学院（马西岭小学、武吉班让政府中学及英华初级学院）都在新加坡念书，对长堤非常熟悉。他印象中这座桥很有趣，“我记得会有很多载送鸡鸭和蔬菜的卡车，鸡鸭被关在叠起的笼子里，味道挺重的。印象更深刻的是，因为校车没有冷气，车窗都是打开的，所以会听到很多引擎声和喇叭声，是车水马龙又很嘈杂的一座桥。”
每天要4点起床越堤上课，但他并不觉得辛苦，“小时候的观念是上学就必须花这么长时间，所以没有想太多。其实新柔关卡也算是我和朋友‘玩耍’的地方，我们会比赛谁最快通关，是很难忘的回忆。”
张哲通塞得最惨的一次，是新加坡因疫情而封城之前，“我从新山进来新加坡，塞了七个小时，真的非常煎熬，精神也很紧绷。”
封城的时候，他将近一年半没有见到父母，“那时感觉长堤虽然是很短的距离，却又非常遥远，有一种莫名的距离感，也更深刻地感受到它的重要性。”
对他而言，长堤是回家的道路，也是让他通往一个全新世界的桥梁，“如果我待在马来西亚，工作范围不会像现在那么广泛，机会可能也没那么多。”
萧歆霓：感激它让往返便利
萧歆霓在新加坡念完四年中学（武吉班让政府中学），那时候父母每天载送她往返新马，“我家很靠近关卡，但还是早上5点就得出门，如果早到学校，妈妈会停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让我小睡片刻，时间差不多了再叫醒我。”
有一回母女俩因为塞车，早上9点还到不了新加坡，“妈妈问我当天的课很重要吗？我说‘还好’，然后我们就掉头回家了，哈哈哈！”到了考O水准的时候，萧歆霓就不敢如此放纵，“因为害怕错过考试时间，那阵子就寄宿在朋友家。”
回忆起那段日子，萧歆霓坦言很讨厌放学时遇上高峰时段但又得回家的矛盾心情，“经常要塞两个小时才回到家，心情会不好，加上处在青春期不懂事，觉得好烦躁。但我完全没有放弃的念头，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过，我也不能埋怨什么。”
萧歆霓后来到澳大利亚念书，暂时结束了塞车的日子。2019年，她参加电台“寻找新声音”比赛时再次面临塞车的考验，“那段日子我搭巴士过长堤，练就了过关卡的功夫，知道怎样搭巴士比较快，还发现只要走得比别人快，超越一个人就可以省下五分钟！”
她塞在长堤最长时间是八小时，“那时候因为疫情要封锁边境，我从马来西亚赶着进入新加坡。妈妈开车载我，结果我们一起困在车龙度过了八个小时，是蛮可怕的经历。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当时有朋友跟我一样等着通关，他告诉我他可以下车打羽毛球，很夸张！”
当时萧歆霓以为只是封城一个星期，或顶多一个月，没想到一困就是两年，“看到长堤空荡荡的画面，觉得家好近又好遥远。小时候不想越过的长堤，当时特别想徒步过去。”
她疫情期间有一次在兀兰拍摄节目，隔着一片海看着家乡，“我打电话给妈妈叫她到岸边，她真的和朋友过去了。我们在海峡两边，摄影师用镜头放大画面给我看，其实看不清楚，但我知道妈妈就在那里。”
2022年4月1日新马国门重开，萧歆霓在3月31日午夜12点就迫不及待地在关卡等候，“当时人非常多，我塞了约两个小时，但比起两年的等待，这一点时间太值得等了，心情特别兴奋，好想尖叫。”
对于长堤，她心怀感激，“它让我们漂洋过海到彼岸工作或找亲戚朋友，都变得特别简单，这座桥每天风雨无阻地让那么多人往返两地，真的劳苦功高。”
图、文：联合早报
